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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态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 。1980年8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先生提出 ,“要研究我国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 ”。同年9月,许涤新先生主持召开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 ,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侯学煜和阳含熙等与会并发表了见解,拉开了我国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序幕。会后,《经济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数篇探讨生态经济问题的论文 ,向学术界发出了关注生态经济研究的重要信息 。1984年2月,由我院主管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经济学术团体。1987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联合主的《生态经济》正式创刊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公开发行的生态经济学术刊物 。最初,我院从事生态经济的研究人员分散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内。1987年3月,根据许涤新先生关于将院内研究力量整合起来的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设置了生态经济研究室(现为生态与环境经济研究室) ,这是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生态经济研究机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处也随之从经济研究所转到了农村发展研究所 。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以揭示我国生态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为切入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策 、工作失误而带来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其核心观点是:发展经济除了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外,还要遵循生态规律。其主要成果是创建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 。许涤新先生主编、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撰写的《论生态平衡》为代表作。第二阶段(1984-1992年)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 ,创立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许涤新先生主编、一批生态经济学家撰写的《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初步形成的标志 。第三阶段(1992年以来)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在丰富和完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强化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当时的生态经济学科负责人王松霈研究员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整方案》将“生态经济学理论”列为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将生态经济学列为院重点学科,对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二 、生态经济学的前沿动态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资源配置存在着社会最优解,且社会最优解与企业最优解可以具有互补性。这个理论内核 ,是生态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目前,生态经济研究集中在生态产业、生态恢复、生态保护三个领域,并与产业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保护生态学相对应,形成了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分支。生态经济研究主要有三个切入点 ,其一是以生态系统作为研究的主体,利用数学方法和生态模型,研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包括生态系统顺向演替带来的价值增值和逆向演替造成的价值损失,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必须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含义。其二是以制度 、组织、技术创新入手,规范企业和人的行为 ,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企业和个人的自利目标与利他目标统一起来,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 。三是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谈判入手,在全面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学习、协商和合作 ,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即具有双赢乃至多赢性质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生态补偿是目前比较关注的理论问题。生态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采用至少有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的方式。但在现实中 ,很多生态经济问题的解决无法采用帕累托改进的方式 。对于这一类问题,需要采用卡尔多改进的方式,即在受益人给予受损人经济补偿后 ,实现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没有任何人受损的目标。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是:生态效益的创造和维护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人力和资金,但生态效益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 ,因而创造和维护生态效益的这部分投入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回报。如果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可以免费地得到满足,需求必然会无限大,如果改善生态环境的供给得不到任何补偿 ,供给就会极为有限,供求的均衡只能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 。生态补偿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生态补偿研究的难点是补偿标准确定 、补偿资金来源、被补偿者识别等。较为前沿的理论问题还有能值评价方法和生态足迹评价方法 。能值评价方法的主要做法是将不同类别、不可比较的物质转换成统一的能值进行加总和比较,以消除价值加总和分析中的主观性。生态足迹评价方法通过计算人对生态资源需求的变化 ,估计人口 、经济和社会的增长、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变化。现实研究则集中在制度、区域和产业三个层面上:1.宏观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研究中国要沿着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具体地说,在决策机制上要以核规制度替代核定制度 ,消除核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使所有不合乎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决策都无法出台,实现依法决策的目标;在考核机制上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替代自上而下的方式 ,实现民主监督的目标;在问责机制上,要以终身问责制和评审专家连带问责制替代首长问责制,以制止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实现权责对称的目标;在评价机制上,要完善评价的标准和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制止各种钻评价盲区的空子的行为 ,确保制度面前的人人平等,实现科学评价的目标 。2.区域层面上的生态省建设最近20年,随着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各级政府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空间上的生态建设已经从生态村、生态乡、生态县 、生态市扩展到生态省。1999年3月以来,海南、吉林、黑龙江 、福建、浙江、山东、安徽 、广东、江苏、陕西等省的生态省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生态产业有了新的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进展 。生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区域内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出发点 ,以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为基础,以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为动力 ,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 、重点工程、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 、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 ,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逐渐走向生态文明。生态经济学科将重点研究三类问题。一是生态建设的宏观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经济机制和奖惩政策等,以及国外有关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二是生态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 ,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核心内容是妥善处理政府调控 、市场调节和社区参与的关系,使这些活动走上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 。三是生态建设监控体系、标准和指标体系,包括空间数据的基础框架 ,生态省建设的动态模拟与决策支持系统,生态监测网络与管理的基础设施,生态省建设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3.产业层面上的循环经济实践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 ,不断进化,最为关键是它具有两种机制,即生物体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的循环机制和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这两个机制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具有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 。所不同的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内生的,而社会经济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外生的,它们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具体地说 ,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循环机制,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 ”的闭环流程的转换,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出的废弃物不高于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经济和生态具有相容性;通过发育市场体系构建竞争机制 ,促进技术、产品、企业和制度的优胜劣汰。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更为关注的是循环机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人们越来越重视竞争机制,并且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得到解决,对循环机制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资源——产品——废弃物”为主体的开环流程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循环机制再次得到关注。经济流程从闭环到开环,再从开环到闭环 ,在循环方式上发生了五大变化,即从企业内的循环提升为企业间的循环,从产业内的循环提升为产业间的循环 ,从社区内的循环提升为区域间的循环,从小尺度的循环提升为大尺度的循环,从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循环提升为产出效益最大化的循环。生态经济学科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利用资源与产品相互派生、相互依存 、相互支撑的关系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类途径,推动企业尽快完成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 ”的闭环流程的转换 ,使最终排放的“废弃物”控制在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扭转稀缺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 。具体地说。就是以企业为单元 ,推行清洁生产,建立“点”上的小循环;以行业或企业群为单元,延长产业链 ,建立“线”上的中循环;以产业群为单元,建立工业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建立“面 ”上的大循环 ,形成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三 、生态经济学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1.生态经济学需要拓展生态经济学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农林业,后来拓展到工业,并在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商业、服务业一直关注不够 ,这是生态经济研究视野上存在的缺陷。生态经济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发展理念的阐释,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界定,生态和环境危机的警示,并在这些方面建立了系统 、准确的话语体系;但对定量方法、计量工具的关注一直不够 ,以致在研究领域中存在着思辨的能力、解释问题的能力较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较弱的缺陷 。过去20年,我国生态经济学界着重于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 ,相比之下,对微观生态经济的研究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次的企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缺乏系统理论研究;二是对公众个人和家庭环保及生态经济问题有所忽视。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的生态需求越来越多样 ,越来越具体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态经济研究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把商业 、服务业纳入研究领域;努力改进实证研究和计量研究的方法论 ,不断地完善生态经济学科体系。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科学阐明和正确回答现代企业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主体 ,是可持续发展的微观主体。唯有如此,才能最终解决生态环境建设这个伟大的历史课题 。2.生态经济学需要借鉴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进展极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善 ,逻辑结构越来越严密,分析方法越来越完美,求解工具越来越精巧 ,资料数据越来越充分,解释能力越来越全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探索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经济学科越来越多了。20年前 ,与生态经济学相近的学科只有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最近十年涌现出的相近学科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绿色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等大大小小的分支学科 。作为生态经济学家,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博采众长的态度,善于取相近学科之精华完善自己,对不同于生态经济学使用的假设、概念 、方法和工具 ,要善于兼容并包。在此基础上深化探索,广泛借鉴,综合创新,使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完整 ,方法、工具更精致,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愿意接受并使用的人以及可供其他学科借鉴的素材与概念。3.生态经济学需要发展我国生态经济学的提出 ,主要是为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而并非生态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了多少积累 。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态经济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 ,我们不应满足于现状,更不能以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完美无缺了。学科体系建设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本土化。研究本土问题只是本土化的形式,本土化的确切含义是指以观察到的经验数据构建理论框架 ,而不是简单地把外文的理论框架转化为中文的理论框架 。经验实证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对现象和数据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现有理论不能解释哪些现象 ,才有可能在剖析这些经验现象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从而完成理论的创新。二是规范化。形式上的规范化是指,在对某一问题提出论点之前必须先整理文献 ,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 。形式上的规范化是使生态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体系的最起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即在基本假设可验证、问题边界清晰 ,数据资料完整、可靠,理论与方法论适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所有逻辑推论都不会被经验事实证伪的理论。而不以观点 、愿望替代逻辑推论 ,以比喻代替推理 。
什么是生态文明?
搜索词条两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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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即在生产、流通 、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 ,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厉行节约,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
中文名:两型社会
内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出时间:十六届五中全会
试点区域: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
和谐理念:城乡统筹、人地协调
核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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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资源节约型包含了探索集约用地方式 、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环境友好型则囊括了建立主体功能区,制定评价指标、生态补偿和环境约束政策和完善排污权有偿转让交易制度等。
提出
十七大会议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特权。这方面集工业 、能源、农业和交通优势于一体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 ,无疑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以“两型社会 ”试验为突破口,将全面提高两大城市圈的整体素质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 ,湖北、湖南均以湖泊众多闻名,东湖 、梁子湖、洪湖以及大别山地区是武汉城市圈两大生态板块,环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地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大生态板块 ,两地共有近900公里的长江防洪堤。长株潭城市群南北之间以及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发展结构差异,东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梯度差。比如,武汉与黄冈人均GDP相差近5倍 ,武汉拥有良好产业基础和科教研发实力,周边城市腹地则拥有较为宽松资源和较低开发成本。
努力方向
如何按主体功能区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条件 ,进行科学合理开发、综合利用、集约使用资源,如何把中心城市发展同周边城市腹地开发与保护生态结合起来,如何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既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需要及时面对 、寻求突破性破解的重大问题,也是湖北、湖南两省乃至中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区域需要共同探索的重大问题 。湖北湖南被确定为两型社会的优先试验区,湖南湖北毗连一区,有丰富的资源优势,经济发展方式相同点众多,互补性强大,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一系列的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更加确立了湖南湖北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均根据区域发展现状 、发展要求及承载能力,按主体功能区要求划分禁止开发、限制开发、远景开发 、规划期内可建设和已建成五类区域进行有序开发 ,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进行分类管理。
强调集约
如长株潭摒弃了传统的摊大饼模式,按照紧凑布局 、生态隔离的组团式、友好型、集约化发展的新理念,将核心区规划为以长沙为主 ,株洲 、湘潭为副,相关地区保留大片绿地的“一主两副环绿心”结构,构成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区。
追求和谐
按照城乡统筹、人地协调的和谐理念 ,突出了城市生态和城市环保,提出了一套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 。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武汉、株洲等均属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 ,节能减排压力大 、任务重,工作比一般城市更难,也因此更具试验价值。
成功案例
2007年12月14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短短两年间 ,圈内城市积极主导,地方政府倾力推动,中央部委殷切支持 ,大型企业激情投身,先行先试的武汉城市圈建设,在荆楚大地呈现勃勃生机 。
2008年8月 ,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总体方案。从重大项目到部省合作,从一体化探索到体制机制创新,短短两年间 ,武汉城市圈按照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的总体要求,全方位推动了该市在融入武汉城市圈过程中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对接等方面的的探索,同时 ,作为加速推进“两型社会”的咸宁大畈核电项目前期已经启动,咸宁成为中心内陆首个建设核电地区,在“两型”道路上迅速起步。
机制创新 ,奠定可持续发展根基
两年间 ,武汉城市圈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大东湖生态水网、梁子湖生态保护等工程为重点,率先在中部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 ,创新环境保护机制;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武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 。两型社会一体化 ,迈开对接脚步
两年间,城市圈九城市主动融合,圈域产业优化整合风生水起 ,从武汉出发,4条城际铁路全面开工,一小时经济圈呼之欲出;商业企业上山下乡 ,农超对接,连锁经营,城乡现代流通一体化,科教文卫资源联动共享 ,武汉城市圈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 、区域市场、环境保护“五个
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 、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生态文明 ,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来看,吸收十八大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
扩展资料: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提出了优 、节、保、建四大战略任务。
一是优: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 ,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 、生态安全格局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二是节: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中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 、保护、合理开发。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 、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三是保: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推进荒漠化 、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 、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 、各自能力原则 ,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四是建: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 、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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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国外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国际上对生态安全的研究是从对 “安全 ”定义的扩展开始的,主要围绕着环境变化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展开。根据崔胜辉等的研究 ,国外生态安全的研究按时间关系和研究内容可分为如下 4 个阶段。
3.1.1.1 安全定义的扩展
最早将环境变化含义引入安全的学者是莱斯特 .R.布朗,早在 1977 年提出要对国家安全加以重新界定,并在 1981 年的一本著作 《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指出: “目前对安全的威胁 ,来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能较多”“土壤侵蚀 、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石油资源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每个国家的安全” 。环境变化含义由此明确地引入到安全概念中来。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各种机构和学者开始关注超出严格军事意义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问题。联合国裁军和安全委员会对集体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和共同安全 (common security)做了区别: 前者指的是更传统的国家间的军事安全问题 ,而后者指的是日益增多的非军事威胁,包括经济压力、资源缺乏、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 。随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 “全面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石。1989 年 ,Westing 扩展了 “全面安全”的概念,指出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政治安全和环境安全。前者由军事 、经济和人道主义等组成; 后者包括保护和利用环境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ECD)1987 年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指出: “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超出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 ,而要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的破坏”。
3.1.1.2 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经验性研究
为了给早期的概念和理论上的争论提供一些根据,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科学家们对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环境退化和暴力冲突的关系上。
对环境变化与安全进行经验性研究的主要项目有: 环境变化和剧烈冲突项目 (Envi-ronment and Acute Conflict Project ,EACP); 环境与冲突项目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Pro-ject,ENCOP)等 。EACP 的总结论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环境资源亏缺已经导致暴力冲突。而 ENCOP 则证明了 EACP 关于环境资源缺乏和国内暴力冲突之间关系的假设,EN-COP 的结论强调了环境识别和环境变化所起的不同作用: 作为背景原因、促发、目标 、渠道和催化剂。ENCOP 特别强调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环境识别或变化情况下,这些制度结构在冲突的存在与否间存在着差别 。
对 EACP 和 ENCOP 所做的经验性环境变化与冲突研究工作有一些批评 ,如过分强调环境因素; 对结论的概括具有投机性和局限性,因为所有个案研究只针对冲突更易发生的发展中国家。在 “环境变化—冲突”争论继续的同时,环境退化至少可作为冲突和不安全的一个诱因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3.1.1.3 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综合性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围绕生态环境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综合性研究讨论,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报告和著述 。如北约的 《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Envi-ronmental & Securit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1999); 德国外交部、环境部 、经济合作部的 《环境和安全: 通过合作预防危机》 (Environmental and Security: Crisis PreventionThrough Cooperation,2000 ); 美 国的 《环境 变 化 和安全: 项 目 报告》 (EnvironmentalChange &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re,2000); 加拿大的 《环境、短缺和暴力》(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1999)等。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普费尔 2000 年 2 月 21 口在 “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 ”会议上指出: “环境保护是国家或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退化则对当今国际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还指出: 有清晰的迹象表明 ,环境资源短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能促成暴力冲突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2000 年 1 月 10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指出: “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全球安全概念 (其重点主要在于军事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应该扩大。一方面,传统的威胁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新的安全问题正在产生 ,并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此,必须制定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在内的新的世界安全议程 。”
3.1.1.4 环境变化与安全内在关系的研究
通过上述 3 个阶段的研究,到 2001 年后 ,人们已经发现“环境变化 ”和“安全”是两个相差极大的概念,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得“生态安全”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争议性。于是深入进行环境变化与安全内在关系的探讨 ,并深入到影响环境安全的具体因素。
认识到环境退化、贫穷和不安全之间的联系,且作为进入 21 世纪的 3 个关键问题,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的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GECHS )研究项目制定了一个科学计划来更好地理解这些联系,并提出一个与原先研究不同的新视角 ,尤其是通过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观点来研究此问题。该科学计划提出了制定这一科学计划的 3 个关键前提,为了弄清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 6 个关键问题作为研究活动的背景 。GECHS 的这一科学计划还确定了研究的目标 、方法、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行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与国际事务中心 William C.Clark 等人所做的 《评价全球环境风险的脆弱性》、美国环保局的环境监测和评价计划 (EMAP)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EI)的风险和脆弱性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认为,过去的对全球变化风险的科学评价,人们都集中在剖析发生的全球环境变化上 ,而很少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带来的危险 。最近有关社会和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问题已成为研究的中心。
通过 30 多年的研究,国际上对生态安全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 ①环境 、资源压力与日俱增,影响到社会、经济与政治稳定; ②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消费量和污染的增多及土地利用的改变 ,环境压力在冲突和灾害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③冲突和灾害破坏了环境保护和发展的成就; ④生态安全不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而应该从大到全球、小到地方的不同层面上加以考虑。
3.1.2 国内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国内对生态安全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安全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近年来成为科学界和公众讨论的热点问题 (表 3.1) 。2000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指出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部分,并首次提出 “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的目标。但由于对生态安全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国内研究还停留在探索阶段,不成系统,理论尚不够成熟,不少学者都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表 3.1 我国以生态安全为主题的部分研究课题一览
围绕生态安全的概念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其中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生态安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与环境,不受生态条件 、状态及其变化的胁迫、威胁、危害 、损害、乃至毁灭,能处于正常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也就是说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环境处于可持续健康发展状态。曲格平 (2002)从两个方面解释生态安全: ①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②防止环境问题引发公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 ,影响社会的稳定 。郭中伟 (2001)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定义了生态安全,他认为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含义: ①生态系统自身是否安全,即自身的结构是否受到破坏; ②生态系统对人类是否安全 ,即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周国富(2003)认为生态安全的概念包括 4 个方面的含义: ①生态安全指一种资源环境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要生态环境自身处于良性循环之中,环境不出现恶化 ,另一方面是资源 、环境状态要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②生态安全指一种关系,即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和限制;③生态安全反映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④生态安全强调持续性和长期性。
在生态安全理论探讨方面 ,有些学者对国内外生态安全的研究动态、现状和进展进行了描述; 肖笃宁等 (2002)对绿洲景观的生态安全进行了分析; 马克明等 (2004)从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从景观生态学、干扰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恢复生态学、生态经济学 、生态伦理学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等多个学科给出了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 黎晓亚等 (2004)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的初步原则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模拟和预案研究等多种方法,形成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的方法框架。
虞孝感、孙凡、屈波 、张明举等学者针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存在、产生的原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保障生态安全的对策与措施 。虞孝感 (2002)根据长江流域地区生态环境特征、问题及其生态功能将长江流域划分为 5 个生态区段 ,分别指出其各自存在的重大生态安全问题,并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新颖的管理模式是确保长江生态安全的关键措施。孙凡 (2003)对重庆三峡库区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强库区生态建设的基本措施。屈波 (2004)具体分析了三峡库区自然 、社会和经济 3 个方面的生态安全问题 ,提出了相应对策 。张明举 (2004)针对长江流域存在的生态问题,提出了要切实加强长江流域的统一管理,加强立法体系的建设 ,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尽快建立绿色 GDP 核算体系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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