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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如何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增进农村居民健康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的社会稳定 。我国从1994年就开始进行医疗改革试点,1998年医疗改革进入组织实施阶段。2000年7月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得以全面展开。但从总体上看,改革成效甚微,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 ,存在诸多问题,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一、困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建国以来,农村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农村县 、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合作医疗制度和乡村卫生队伍建设都取得显著成绩,对保障农村居民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失去了活力,农民的医疗保健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1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的增长主要由于人员经费增长拉动,公务费和业务费几乎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农村公共卫生的公务费和业务费中,政府支出逐渐走低,公务费和业务费从1991年的2.58亿元下降到2000年的1.84亿元,剔除价格影响因素,年均增长速度为-10.7%;致使公共卫生机构通过“有偿服务”进行“创收”,来解决业务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见附表1[1])。农村基层预防保健服务经费严重不足 ,预防保健工作有所削弱,某些已经消灭或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在一些地方时有回升,而且新发生的病种也有不同程度的流行。附表1:农村公共卫生领域财政支出结构趋势变化分析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政府财政公共卫生支出总额 7.49 8.27 9.14 11.40 12.70 13.90 15.68 17.33 17.67 19.66 人员经费 3.70 4.68 5.49 7.69 8.67 9.96 11.48 13.45 15.21 17.49 公务和业务费 2.58 2.12 2.08 2.10 2.21 2.15 2.01 2.05 2.10 1.84 项目补助 1.21 1.48 1.58 1.61 1.82 1.80 2.19 1.83 0.36 0.32 2 、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 ,农民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严重的不合理,据统计,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而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当年,城镇人口约为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严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说,现在中国的农村确实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根据统计数字和农村调查研究的结果,估计有40%—60%的人 ,因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2]。世界卫生组织通常用三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 ,即孕产妇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期望寿命 。根据卫生部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城乡差距明显(附表2[3])。2002年城市孕产妇死亡率附表2: 监测地区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 合计 城市 农村 2001 2002 2001 2002 2001 2002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50.2 43.2 33.1 22.3 61.9 58.2 新生儿死亡率(‰) 21.4 20.7 10.6 9.7 23.9 23.2 婴儿死亡率(‰) 30.0 29.2 13.6 12.2 33.8 33.1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5.9 34.9 16.3 14.6 40.4 39.6 为22.3/10万,而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58.2/10万 ,高出城镇2.6倍;城市婴儿死亡率是12.2‰,而农村婴儿死亡率33.1‰,高出城镇2.7倍。卫生部2004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过去五年 ,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8.9%、农村增长了2.4%,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城市、农村分别增长了13.5%和11.8%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1989)在80年代末就指出,尽管改革后中国农产品和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但在生命统计上却相对停滞或退步。[4]可见,农民医疗保健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低 ,人才匮乏 。卫生技术人员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截止至2000年底,①我国有乡村医生1067269人,比1990年的776859人 ,增加了29万余人;②平均每村乡村医生数为1.56人,比1990年的1.01人,提高了55个百分点;③乡村医生培训合格率为86.01%;其中45岁及以下的乡村医生接受“两化教育 ”(系统化 、正规化中等医学教育)合格比例达到了82.27%;46岁及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中专水平、逐项业务培训合格比例达到了89.77%。[5]根据卫生部《2004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表明 ,我国乡镇卫生院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为零,大学本科学历人员1.6%,大专学历人员17.1% ,中专学历人员59.5%,高中以下学历人员21.8%人。以上数据反映出中国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现状是:高学历人才奇缺,卫生人员素质低 。 附表3: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博士 硕士 大学 大专 中专 高中以下 合计医院 o.3 1..3 17.9 29.5 41.7 9.3 100% 乡镇卫生院 o o 1.6 17.1 59.5 21.8 100% (注:数据来源:卫生部《2004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举步维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但经过试点工作发现很多问题,首先是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认识不足 ,疑虑重重 。这里有宣传教育不到位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卫生政策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信心不足,可预期性的利益渺茫。其次是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农民不堪负重。改革开放后 ,虽然农民收入增加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看病难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是2622元 ,而农民住院例均费用是2236元。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农民住院,他全年的收入可能都要花在医疗费用上。第三 ,农村医疗机构管理混乱 。到2003年末,全国共设立51.5万个村卫生室,其中:村办27.7万个 ,联营3.6万个,乡卫生院设点2.6万个,私人办15.8万个。[6]而且相当多的村办卫生室也名不符实。所以私人或家族式的医疗服务网点,使农民对自己的资金投入缺乏安全感 。二 、农村卫生改革的定位和方向为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 ,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医药分家、药品的招标采购、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 、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保健问题。改革的成效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深远,其中农村卫生改革的定位和方向不明确是重要原因。首先要坚持一种思想 ,就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共产品,是福利性的公益事业。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7] 。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靠政府财政支持 ,而决不能简单市场化。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双轨”制。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有利于打破城乡分治的基本格局,有利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也有利于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与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 ,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广大农民来说,“健康就是财富,疾病就是贫困” 。所以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应作为基本的公共产品,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只有政府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树立一种理念 ,就是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缩小城乡差距 。为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计 ,在广大农村实行“休养生息 ”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对农民实施“两减免 、三补贴”(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 ,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使我国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 ,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以激励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属于公共经济决策中的相机决策 。对我国七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粮食生产滑坡等进行紧急矫正性干预 ,效果非常明显。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2005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实施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也需要实质性的惠农措施来保证。第三要增强一种意识,就是坚持依法办事 ,强化卫生立法,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稳定的政策,切忌朝令夕改。否则 ,农民就会疑虑重重,以至于对国家的方针 、政策、措施采取等待、观望甚至抵触。我国政府已经颁布了多个改革配套文件,并制定了有关区域卫生规划 、社区卫生服务、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卫生监督体制 、卫生人事制度的改革文件,由此形成了全面推动中国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体系 。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是,由于医疗卫生改革领域的复杂性以及需要深层次性的协同努力,并且又因为其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确保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建设。而且国家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财政投入以及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上的转移支付也应该从法律上予以保障,杜绝国家决策意图上的随意性和反复性 。在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运作和基金管理方面,也应通过制定公平、公正 、公开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设立非营利性的农村医疗保障管理部门,以及由农民、政府与经办机构、专家共同参加的监督审查机构,确保合作医疗制度的正常运行。三、加强农村卫生事业改革的对策思考要实现“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8]的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 ,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决策。 1 、理顺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实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 。各级政府按照分级管理,以县(市)为主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 ,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承担全面责任,加强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实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确立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卫生服务工作中的管理地位 ,由县(市)级政府负责,有利于解决农村卫生服务监督与管理缺位的矛盾。在乡镇卫生院为主体的统一管理下,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才能形成分层经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服务体系 ,只有通过对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才可能对农村卫生工作实现全行业管理,把农村卫生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的核心在管理 ,盘活现有卫生资源,调动积极性,加强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强化县对乡村的卫生业务扶持和监管功能 ,提高乡村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2 、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 。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 ,医疗费用的70%用在城市,30%用在农村;而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说30%的人口占用了70%的卫生资源 ,包括政府的支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领域和导向作用,是其它卫生费用来源(包括社区筹资、社会筹资、服务收费等)所不能替代的,因此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应适当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贫困地区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应给予补助 。落实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制度,采取援赠医疗设备 、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 、双向转诊、学科建设、合作管理等方式 ,对口重点支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建设。要提高投入的有效性,把财政支持的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卫生 、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和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上来。 3、合理布局,统一规划 ,有效利用现有卫生资源 。随着农村经济、交通 、区域和基层组织的变化,原有的三级医疗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甚至重复建设。存在着种种不适应,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一是应打破行政区划布局,解决乡镇卫生院重复设置问题, 原则上坚持“一乡一院”、“一村一室” 。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设置要考虑其服务人口多少、服务半径大小。二是乡镇卫生院与乡镇计划生育指导站实行共享,解决两者并立造成的资源浪费。三是对那些离县级医疗机构过近,且生存能力很差的乡镇卫生院,应实行撤 、并、转 ,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四是要控制乡村医生的数量,提高质量。严格实行乡村医生的准入制度。五是在明确服务功能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高档设备购置,减少资源闲置浪费。 4、改革农村卫生人员培养模式,强化继续教育制度 。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关键还是人才。根据我国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低 ,人才匮乏的现状,一是要定向培养适用人才,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城市卫生机构的在职或离退休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国家可以安排专项资金委托高等医学院校定向为农村培养全科医生 ,或由医学院校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面向农村的大专班的方法,即由学校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或合同书,学生全部定向分配到县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二是要强化继续教育制度 ,加强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目前我国各地农村医生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 、医学知识素质、操作技能、服务态度等与全科医生的标准还相差较远。要加强对在职的乡村医生采取多种途径的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 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医生接受医学学历教育,力争到2010年,全国大多数乡村医生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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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保政策是2020年2月25日开始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决策部署,着力解决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出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2月25日印发实施 。
一、廊坊保健院升级了吗 已升级结束。按照国家和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我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将统一切换到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系统切换期间全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及定点医疗机构的各项医保业务将暂停办理。2021年3月31日20:00时起,全市医保系统停机,预计2021年4月12日8:00时起全市恢复各项医保业务办理 。如系统切换进度提前或延后,将在廊坊市医疗保障局官网、廊坊医保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 ,请及时关注。 二 、关于中药的政策 为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2009年5月7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医药(民族医药)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 ,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 ,中医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提出 ,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三、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是什么意思 目前最新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印发的《关于做好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550元 ,个人缴费标准同步提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280元。巩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待遇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70%,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并统一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提高到60%。2006年是中国医疗改革的反思、争议、探索 、仿徨和期待之年 。
中国经济报告发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顾昕文章说,民众对医疗改革的焦虑和期待,归根结底 ,在于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1990~2005年,全国公立综合医院的门诊费用平均上涨了大约12倍、住院费用上涨了约10倍,而同期城乡民众的平均收入仅仅上涨了大约7倍和5倍。医疗费用上涨幅度高于民众收入上涨幅度的趋势 ,在短期内恐怕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
文章表示,毫无疑问,现行的医疗体制弊端重重 ,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谈起医改,人们的印象,一言以蔽之 ,就是“复杂 ”。医疗服务可及性、医患关系 、医药分家、平价医院、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管、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等等,看起来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 ,无非是三大板块,即需方、供方和第三方 。需方也就是医疗筹资体制或医疗保障体系,其核心是解决医疗服务谁来付费的问题;供方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其核心就是各类医疗服务机构的组织和制度结构的问题;第三方基本上就是政府,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式对需方和供方进行正确的干预。
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通向全民医保的漫漫之路
文章认为,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是新医改关键中的关键。现行医疗体制重重弊端的集中表现就是“看病贵”。医疗保障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分摊风险 ,当所有人面对的医疗费用风险能够在健康人和患病者之间 、在人们健康时段和生病时段分摊的时候,看病治病自然就不贵了 。医疗保障体系的第二个功能是开辟了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的可能性。当所有民众都把看病治病的钱汇集到医保管理者(不论其组织性质如何)手中,那么民众在生病时就不必自行支付高额医疗费用 ,而医保管理者就可以成为付费者。很显然,掌握了强大的购买力,医保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各种专业化的手段来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抑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
医疗保障体系如此重要,但是其发展在中国却始终步履蹒跚,这正是中国医疗体制弊端重重的最根本原因之一。首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医保的覆盖面太窄。正是由于这一点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绩效排名中,中国在医疗筹资的公平性这一指标上名列199个会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 。2003年末,卫生部曾经组织了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结果显示,全国有65%的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其中城市居民中有4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而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高达79%。
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 ,医保的主体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这一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自2000年以来就持续扩展,到2005年底,已经有42.5%的城镇从业人员和离退休者参保:2006年 ,职工医保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尽管这一制度距城镇从业人员和离退休者的全覆盖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无疑在过去的五年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农村,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各地从2003年开始推进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 。这一制度的推行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04年全国仅有333个试点县 ,但截止到2005年底,试点县数量已上升到了678个,覆盖农业人口2.36 亿 ,占全国农业人口的26.7%,共有1.79 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在这些试点县中 ,农民的参合率达到了75.7%。在2006年,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强;截止到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市、区)达到1399个 ,占全国总县(市、区) 的48.9%,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3.96 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4.7%。
尽管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在扩大覆盖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现行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依然不够广,距离普遍覆盖(也就是“全民医保 ”)的目标还很远。
药品价格的行政性管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文章指出 ,医疗专业人士的服务收费,乃是中国少有的受到严格价格管制的若干领域之一,其结果自然是医疗服务价格过低 。医疗界的人士普遍抱怨 ,医疗服务价格不如理发师,甚至不如保安。与此同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 ,常年基本维持不变。因此,药品出售成为各类医疗服务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这样一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专业卖药者 ,而供方诱导的过度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多卖药” 、“贵卖药 ”的现象。因此,打击所谓“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成为政府对医疗服务部门监管的重点之一。最直接的措施自然是价格管制 。实际上,药品降价的行政性措施 ,政府年年为之,2006年也不例外,有19种药品价格被强制下降。但是 ,行政性价格管制年年效果不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医药公司不再生产已经降价的药品,而是改头换面生产所谓的“新药”。
第二项具体的措施是实施政府药品采购制度 。这项制度自1999年就开始试点。当时有两个目标:一是改变药品采购腐败和混乱现象 ,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通过竞争降低药价。但是,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幷没有达到 。首先 ,各级政府本身显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药品招标采购,而是委托各类中介机构来操作,由于未能展开竞争 ,中介机构交易成本较高,其结果就是“中介机构获利,患者和企业受损 ”。其次,由于国家规定医院可以在招标定价的基础上 ,对每种药品进行15%的加价作为利润,因此,面对同样一种药品 ,医院祗买贵的,不管疗效如何。再次,招标使一些医药企业热衷于生产价格昂贵的药物、追逐利润 ,而忽视了新产品开发研制,结果是一些疗效好 、价格低的药在慢慢消失。为了满足招标药品品种多样化的需要,一些企业出现了“新瓶装老酒”然后加价的现象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不规范行为,对于业界之外的人士简直是一头雾水。对患者来说,药品价格总体上没有降低。
第三项措施是打击商业贿赂 ,尤其是药品回扣问题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反商业贿赂定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2006年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这样一来,所有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受贿行为,均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 。从此 ,药品回扣和医疗红包现象,正式成为“商业贿赂罪”的一些具体表现。自2006年3月以来,医院系统就成为反商业贿赂风暴中的中心。由于“以药养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若把所有收取药品回扣的行为均以商业贿赂罪来论处,则打击面太大 。为此,卫生部与高检协商 ,设定从6月29日到9月30日,在医疗体系内部展开三个月的“自查自纠 ”。依照卫生部的部署,所有医院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 、轰轰烈烈的治贿整风运动 ,席卷全国,波及百万医生。运动固然能在短期内带来震慑效应,但是由于医疗服务机构的体制没有发生深刻变化,治贿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单靠医疗服务收入无法糊口的医生们出现“消极医疗”的行为 。治标不治本的“治贿运动”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如何从体制上根本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文章认为,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个结构性弊端就是缺乏一个健全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以致民众无论小病大病都尽可能地到医院就诊。这一结构性弊端不仅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致使面向社区的医疗服务机构长期处于能力低下的境况,也间接地推动了医疗服务价格总体水平的攀升。2006年 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重申要在2010年之前在所有地级市以及有条件的县级市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从而使城市居民可以在社区一级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 。目标是促使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让民众“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 ”医治。
但是 ,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谓任重道远。如果以百万城市居民人口所拥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数量作为一项发展指标来衡量的话,那么2003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仅为17.27 。到2005年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每百万人拥有量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8.41。而依照卫生部的规划,每万人口至少应该拥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005年祗有青海和吉林两省达到了这一水平,其万人拥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别为1.81和1.04个 ,其余各省均相去甚远 。人们一般印象中,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好,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但实际情形幷非如此。在东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绝对数量较多,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 ,城市居民人口密度高,人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拥有量幷不高。当然,在东部地区 ,各类医院,尤其是面向社区的基层医院数量较多,因此所谓“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
除了数量少之外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其医疗服务利用率较低。从表3可以看出,尽管逐年增加,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服务市场上的份额依然很低,还不如门诊部与街道卫生院的合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水平较低 、服务面较窄的现象显然同它们的能力建设滞后有关 。
实际上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医疗保障体系中缺乏一种守门人制度,即所有医保参保者在非急诊的情况下必须在社区型医疗机构首先就诊(社区首诊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转诊。惟有如此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才能摆脱医疗水平低、吸引力差、服务利用率低、收入低 、无法吸引高水平的专业人士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能仅从供方着手,同时也应该改变需方的游戏规则。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 。一方面 ,政府将具体明确各地政府的责任,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不发达的地方加大政府投入的力度。同时,对于社会投资 ,政府也应该加以鼓励。另一方面,首诊制是社区卫生发展的大方向 。到2010年,大部分地区要建立门诊的社区首诊制。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先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同时在社区服务机构看病获得报销的比例要高。如果这两方面的措施能够落实,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摆脱原来发展迟缓的局面,还是值得期待的 。
走向全民医疗保障之路
文章称,政府医疗卫生追加投入的流向之一就是医保体系。实际上 ,尽管不少专家就医疗服务体系如何改革的问题意见分歧,但是对于推进医疗保障全民覆盖的重要性还是取得了共识,而且很多人认为 ,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上追加的投入应该主要用于推进全民医保。问题在于通过何种路径实现这一目标 。
其中,一种方案是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全民医保。简言之,就是社会保险主导制。具体而言 ,就是完善城乡现有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对于某些发病率不高但费用昂贵的病种,可以提供商业性医疗保险来解决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都是公立医疗保险制度 ,祗不过前者是强制性的,属于社会医疗保险;而后者是自愿性的,属于准社会医疗保险。
就城市而言 ,实现全民医保幷不困难,无非是现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具体措施有四:①城市所有用人单位的所有从业人员(当然包括农民工),一视同仁地全部纳入医保体系;②参保人有权为其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成员投保 ,从而把“职工医疗保险”转变为“职工家庭医疗保险 ”;③为所有在校学生建立集体性的医疗保险;④政府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为贫困家庭人员投保。
第一条具体措施就是现行的政策。实际上,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把灵活就业人员 ,主要是个体经济工作者,纳入到医保体系之中;农民工参保的障碍也不大 。就这一条而言,关键是落实。很多人担心 ,农民工连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纳入医保是一种奢求。实际上,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已经超出了医疗政策的范围 。第四条具体措施也是现行的政策。第三条措施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有自发性的试验,即各地在大中小学生中开展了一些自愿性的、互助性的、甚至商业性的大病统筹,例如北京市的中 、小学在校学生和婴幼儿可以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 ,到2006年年中,覆盖率大约在三分之一。实际上,如果由教育管理部门出面,分别就各类学校建立若干强制性的医疗保险 ,效果会更好 。第二条具体措施是新的制度安排,旨在弥补现有制度中仅以从业人员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缺陷。
主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正在探索以“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取代“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的具体途径。目前,职工本人参保是由个人和单位联合缴费 。问题在于 ,当职工选择为其家人参保时,单位一方是否承担缴费的责任?如果承担,那么单位(尤其是企业)的负担无疑会加重 ,从小的方面讲不利于调动单位为员工投保的积极性,从大的方面说还会有损经济的发展。如果单位一方不承担缴费责任,那么政府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毫无疑问 ,这是技术性的制度设计问题。无论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对于改革的大方向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
就农村而言,实现全民医保最可行的措施是同城市一样 ,采纳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将现行新型合作医疗逐渐从自愿型改为强制型。在目前的阶段,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人均参合费补贴以及将门诊纳入保障范围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自愿性的新型合作医疗。当更多的农民家庭从新型合作医疗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时 ,强制性参合以及提高参合费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新型合作医疗中的农民参合费已经不再是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10元 ,而各地政府提供的人均补贴额也不再是40元 。根据现有农民每年平均的医疗保健开支(2005年为168元)来测算,即使政府负担70%,那么政府人均补贴额最多也不会超过120元。为了实现农村七亿农民的全民医保 ,政府补贴总额最多也就大约840亿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农民的数量不会大幅度增加,因此政府也没有必要担心财政补贴无底洞的问题 。
另外一种实现全民医保的思路是“公费医疗+社会保险” ,对于某些发病率不高但费用昂贵的病种,思路同上。具体而言,这一思路主张 ,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有三层。第一层是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全民保障 ”,亦即所有民众(老百姓)均可以大体上免费看小病 。基本医疗服务基本上由普通门诊和一些慢性病的治疗与康复服务组成。第二层就是所谓的“大病医疗保险”,一般由住院服务组成,由各类医院提供 ,因此又可以俗称“住院保险”。为了避免逆向选择问题,这一层保险应为社会保险制,具有公立性和强制性 。第三层就是特殊大病的商业保险。
在医疗政策领域 ,政府通过一般税收(财政)为医疗服务付费的做法被称为“英国模式 ”,通过社会保险为医疗服务筹资的做法被称为“德国模式”,而由商业性医疗保险筹资的模式为“美国模式”。因此 ,三层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路在专业领域被称为“英德美混合模式 ” 。简要地说,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社区小病免费、医院住院保险、大病商业保险。
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构
文章表示,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 ,都意味着必须重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首先,两个思路的共同点都在于主张政府主导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实际上,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各国的实践都表明 ,医疗保障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 。如果单靠商业性保险,要想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在严重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发挥积极的角色就特别值得人们期待。
其次 ,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都意味着第三方购买机制形成的组织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其制度条件尚待完善 。无论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机构 ,还是基本医疗服务的管理机构,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如何代表参保者(民众)的利益 ,在控制质量的前提下,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购买医疗服务(无论基本与否)。
再次,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 ,为了更有效率地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都必须运用各种市场化的手段,来刺激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至于医疗服务机构究竟是民营的还是公立的 ,究竟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幷不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在英国 、德国还是在美国,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都在购买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 ,以取得控制费用高速增长的效果。目前,中国不少地方依然沿用事业单位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恐怕无法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正是在这一方面 ,中国的公共管理体制面临极为严峻的“范式转型” 。
简言之,国家固然应该在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上增加投入,但是在医疗服务递送领域完全取消市场化是政府力所不逮的。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公益性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取决于各级政府是否能改变原有的公共管理方式,从全球性公共管理变革中汲取经验,实现医疗服务效率与公平的兼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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